在中国农村，公社书记的意义就是影响一方福祉的人。而自从1975年，李赶坡从一名中学政治老师，被调任到了南甸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后又被升任为南甸公社书记以来，他就始终在践行一个“富裕一方百姓”的夙愿。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率先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实行改革开放，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些敢于冒险的农民不甘心在地里刨食，先人一步勇闯市场！当时河北省赞皇县被称为“商品书记”的公社书记米秋喜，利用当地盛产水果的优势，带领当地农民办起了罐头厂，使农民致了富。听到这个消息的李赶坡很震惊，他马上带着张永海等人去赞皇考察。米秋喜的罐头厂干净整洁，而且工艺流程也并不复杂，工人井然有序地忙碌着。而他们之前可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啊！李赶坡颇为动心，心想：平山和赞皇环境、条件相似，也有很多水果资源,也可以建一个罐头厂。但是，那时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是不允许下海经商的，李赶坡几经周折办了停薪留职。后来，李赶坡还跑到保定罐头厂进行调研。厂长听说他个人要办罐头厂，简直不敢相信，问道：“你有多少钱？”“十万左右。”其实他哪有十万元啊！厂长说：“十万想办罐头厂，不可能！”边说边摇头。李赶坡没泄气，继续说想要找退休的技术人员，厂长就心不在焉地说：“你去人事科随便找”，并让李赶坡到厂区转一圈。很显然，厂长认为李赶坡是不可能建起罐头厂的，所以非常慷慨大方。结果人事科当真查到了两位当过车间主任的退休干部，一位是清苑县人，一位是保定市人。李赶坡如获至宝，马上先去找了参加工作早的清苑县张师傅。张师傅首先问李赶坡：“你有多少钱？”这次李赶坡实话实说：“两万。”张师傅说：“没问题，资金够了。保定罐头厂刚公私合营时也没钱，这不也办成了。”这句话大大坚定了李赶坡办厂的信心。于是，信心倍增的李赶坡跟张永海、周喜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商议，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厂址就选在了西李坡村生产队一座闲置的养貂厂。接着，李赶坡变卖了家里几乎所有能卖的东西，甚至把辛辛苦苦盖的三间房子也卖掉了，还搭上了岳父文革后补发的工资。再加上几个元老凑了一些钱，李赶坡手里总共有了一万多元钱。一到手，就花了3800元搞定了厂址，又花了5000元上了50千瓦的变压器。“创业初期必须精打细算，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手头很不宽裕的李赶坡和创业伙伴们，达成了一致认同。生产罐头必需的两个重要设备，一个是不锈钢锅，一个是封口机。然而，仅不锈钢锅就要4500元，封口机也要几千元，手头剩余的钱连买设备都够呛。后来，李赶坡听说不锈钢锅可以用铝锅代替，这就能便宜不少。但是，想买个个头大小、形状合适的铝锅也并不容易，李赶坡转遍了石家庄也没找到。干脆去北京碰碰运气吧。寻遍了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东风市场，终于找到了一个中意的大铝盆子，正好适合加工罐头。一看价格是200元，李赶坡果断买了下来。然而，这个大铝盆直径约一米六，高度有六七十公分，只能伸展双臂抱着慢慢往前挪，这样做视线却被遮得严严实实，但他又舍不得花钱雇车，后来看到街边建筑工地上有废弃的包装绳，他就把铝盆五花大绑捆了起来，然后硬是提着绳子拖着锅一步步挪出了王府井大街。好不容易走了二三公里，赶到了火车站，谁知麻烦事又来了。由于铝盆体积超大，列车员不让上车，得办理托运！李赶坡一想，托运还要做个大木箱子，还得花钱。他突然想到，这盆子正面看体积大，侧过来换个角度，就不显太大了。他换了节车厢再试，果然成功带上了车。又怕列车员让给铝盆补行李票，李赶坡干脆把盆子放到了两个车厢中间的空地上，自己远远地看着。他一路上提心吊胆，直到车到了石家庄，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办罐头厂的另一个重要设备，就是封口机，得3000多元。为了省下这笔钱，李赶坡专门跑到保定市，那里有一个大型罐头厂，周围分布着几个小罐头厂。他一打听，原来小厂里的封口机都是画了图纸，找人制作的。于是，李赶坡就找到一家小罐头厂，跟人家说好话、送香烟，然后画了一张封口机的图纸。他拿着图纸去了家机械厂找师傅制作，结果因为图纸太简单，根本制造不出来。没办法，李赶坡只好恳求师傅跟他一起去趟罐头厂，让师傅重新画图，这才把封口机做了出来。虽然费了一番周折，但这个手动电动相结合的机器只花了1300元，省下了一大笔费用。两个设备齐全了，营业执照一到位，罐头厂就立刻上马了。1984年春天，滹沱河罐头厂开业了。厂子从春季的草莓酱做起，到夏季的桃罐头，秋季的梨罐头、苹果罐头，间隙加些葡萄罐头等小品种，冬季则做些山楂、鸡肉、牛肉罐头。甚至，厂子还去新疆买过驴，做过驴肉罐头。当时，厂子每年可生产各种罐头4000多吨，销售收入达到了400多万元，上缴税金20多万元，还安排了400人就业。厂子办了两年多以后，因为国家对公职人员政策收紧，李赶坡在无奈之下关闭了罐头厂。但这第一次创业的经历，不仅辉煌一时，更为今后创办企业积累了经验和树立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