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素有“儒商摇篮”“商贾之乡”之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港口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口岸优势明显，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并素有经商、开展海外贸易的传统。商贸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滋润，而文化的产生则需要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宁波具有自身独特的人文环境，儒家文化思想、范蠡的经济思想、海洋文化的衍生、浙东学派的思想都对甬商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甬商的“儒文化”——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与浙江本地的经商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儒商”。据专家研究，以衢州为中心，三百公里范围内，是中国历史上滋生商人的肥厚土壤。宁波商帮也在这三百公里范围内。到现在，宁波慈城还存有孔庙的遗址。可见，儒家血脉，是甬商的生命力所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在他看来，人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唯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宁波帮”中的叶澄衷、包玉刚、邵逸夫……都是乐善好施的代表人物，这不正是见利思义的最好见证吗？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孔子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而诚信也是“宁波帮”最为看重的品格，恪守“诚信为本”的原则，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举。清末民初，中国有一种不同于官府邮驿机构的民间邮机构——民信局，业务遍及海内外。当时社会上有“票号是山西人特有，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的说法。
据《宁波金融志》记载：“长期以来，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居社会最重要之地位，各业需款多有钱庄融通，其对象主要介乎商人与商人、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平时以信用方式……有‘信用码头’‘多单码头’之称。”也就是说，正是凭借良好的信用，宁波的钱庄业才能做大做强，才能称雄于金融界。
商界始祖对宁波的箴言——范蠡的经济思想的影响
范蠡，春秋后期的越国名臣，被世人誉为“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他曾到过宁波，他的经商故事对甬商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经营理念，还是商战谋略，甬商们都以范蠡为榜样。
范蠡原本是越国的上将军，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后弃官隐居于宁波东钱湖边的陶公山，自称陶朱公，致力于商贸经营，不久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范蠡的商贸思想表现在“计然之术”，即商贸活动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他把政治、军事知识灵活运用于经营之道，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创立了“赢缩转化”的经商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呈循环变化的，信奉“贵上极则反贱，贱上极则反贵”，与一般商人反向运作，“水则资舟，旱则资车”，求什一之利，逐致大富。
现代甬商王宽诚回忆初到香港创业时，遵循了陶朱公之言：“无财力足，少有斗智，既兆争时。”而范蠡经商之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但是又三次把千金散尽，“三聚三散”的故事成为后世商人关于聚财和散财的一种朴素的理念，即当你发财之后，不应该光想着自己，而应该惠及旁人。香港荣华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安中就曾说：“创业、聚财是一种满足，散财、捐赠是一种乐趣。”
海洋，宁波商人踏出的第一步——海洋文化的衍生
向东是大海。从古至今，宁波人向来以海为生，海洋文化也深深影响着甬商的发展。
河姆渡遗址的考古证明，早在7000年前，宁波先民就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始了水上航行，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开拓对外交流空间。西周时期，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并从宁波古港出发，沿海岸北航，然后溯河而上，抵达周都镐京。唐代时期，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而唐宋以来，宁波一直都是中国的三大港口之一。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后，甬商又一次开始倚靠海洋从三江口抵达大上海，甚至走到香港和海外。
而在外出谋生的宁波商帮身上，海洋文化是鲜明而又突出的。从古到今，宁波商人的足迹遍及五湖四海，参与国际性贸易。古代的宁波人——“明州商帮”早就敢于北上日本、高丽，南下东南亚、阿拉伯，驰骋国际商贸舞台；近代宁波人敢于参与激烈的海内外商贸竞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善于学习并掌握西洋人的先进经营管理技能，造就了香港、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许多产业“亮点”；现代宁波人则更善于走南闯北、开拓新领域，创造了许多奇迹，这绝非偶然。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宁波籍人士现有73000多人，加上他们的后裔达3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拥有遍布世界的商业管理销售网和大批掌握现代化科技、生产工艺和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
从沙船到轮船、油轮等大型船舶，航运业一直是宁波商人大有作为的行业领域。依靠海洋经济，甬商中还产生了虞洽卿、包玉刚、董浩云等一代代的航运企业家。
四海为家、敢于弄潮、风雨同舟、守信如潮，可见，作为意识形态的海洋文化，也许是甬商三百年来不封闭、不保守、纵横于中外商界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至少是甬商精神中的重要因素。
浙东实学，经世致用——浙东学派思想的应用
宁波由来已久的崇商、重商、善商的传统习俗与社会风气，为浙东实学提供了实践基础；而浙东学派把这种实践上升到理论，冲破了传统的桎梏，提供了新的经济思想与经济理论，反过来又影响和促进甬商的商贸活动。
南宋时期，杨适、楼郁等宁波籍学者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的“陆派心学”，创建了“四明学派”，创立了“吾心即道”说、“公心为政”说、“良知良行”论等学说，提出了经商须先“立本”，即须端正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君民一体”，反对君尊民卑之分的观点等，对后世经商有较大影响。
明朝的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创建了“阳明学派”，即姚江学派，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了“致良行”学说，以“无善无恶是至善”的“良知”为判断善恶道德的标准。经其学生发扬光大，影响了宁波籍商人的商贸理念。其哲学思想传至日本，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宁波籍学者创立了“浙东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他们从人们“有生之初”就是自私自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个人“不享其利”是不合于天下人情的，公开指出工商皆本，更彻底地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同时也提出“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商人的经商理念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
甬商的思想类型丰富，内涵深刻。宁波依山濒海的地理特征，加之是我国最早进行海上贸易的地区之一，使甬商思想既有海洋文明的开放兼容性，又具农耕文化的淳朴务实性，甬商思想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宁波海洋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既秉承传统，又与时俱进、不墨守成规。加之融合了中国学术史上极富光彩的浙东学术文化，创造性发展的宗教文化，包含着对人类文明尊重和追求的藏书文化，科学与艺术高度统一的建筑文化、青瓷文化，个性鲜明的饮食文化、服装文化、民俗文化等等，这些都让甬商的发展更凸显鲜明的特征。
甬商的“帮规”
“诚信务实、开拓创业”的甬商精神
甬商的“成功秘笈”
十六字口诀：艰苦创业、勤劳节俭、低调谦逊、报效桑梓
甬商与浙商的共同精神
四千万精神：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
甬商的人文特质
甬商的人文特质可以用“宁波人文”的第一个开头字母“NBRW”来表示
粘性（N）：善于团结、善于帮助、善于凝结。甬商的团结精神就像宁波汤圆，具有浓浓的粘性。
搏争（B）：崇尚开放、博纳、兼容、敢为天下先。敢说敢做，敢于吃螃蟹。
仁厚（R）：乐善好施，造福桑梓。修祠堂、建“义庄”。投身国防、教育、医疗卫生、公益事业等。
务实（W）：低调，注重实效，不爱空谈，崇尚少说多做，埋头苦干，不事张扬。
甬商的人文情怀
入世情怀
慈善情怀
侠义情怀
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