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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鉴:“名配角”是如何在舜宇炼成的

发布时间:2024-11-11  点击量:184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的余姚,办厂已蔚然成风,胶木厂、塑胶厂、五金厂、冲压件厂遍地开花,唯独没有科技型的工厂。这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型工业仍然处于较为弱后的水平,而王文鉴却在此时看到了无限的机遇。

1983年,王文鉴带领8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作为第一批技术骨干,前往浙江大学光仪厂学习光学冷加工技术。当时,他们在浙大附近租了两间农民房子“安营扎寨”,战严寒、斗酷暑、学技术。

1984年7月,第一批培训人员学成归来,王文鉴从银行借得6万元贷款,又通过每人集资1500元的方式招收了十几名员工,并正式成立“余姚县第二光学仪器厂”。就这样,对未来满怀憧憬的王文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创业梦中去。

王文鉴表示,能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创业机会,首先要感谢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一声“春雷”!

但是,这一声“春雷”并没有马上为王文鉴带来“甘霖”。工厂办起来了不等于立马解决了吃饭问题。“当时全国的光学仪器厂基本都是国营企业,也没有人相信我们这几个‘泥腿子’办的工厂能生产像相机镜头这种高技术精密产品,只能接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生意。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一点困难就放弃,我们相信坚持下去肯定会有转机的。”

凭借着“千山万水我来趟,千言万语我来讲,千方百计我来出,千辛万苦我来尝!”的“四千精神”,王文鉴和他的工厂靠着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意,在光学行业的道路上艰难前行。1985年下半年,王文鉴所说的“转机”终于来了——工厂开始为余姚的“浙江照相机一厂”配套生产“海燕”牌照相机的镜片、镜头,从那时候开始,经营终于有了起色。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走了十个年头,当年年中,国家决定放开价格管制,取消价格双轨制,实行“价格闯关”。这直接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物价大幅上涨,进而又一次产生了波及大江南北的“抢购风潮”,照相机领域也掀起了一阵“大跃进”风潮,许多厂家一哄而上,全国的照相机厂达到了40多家。与此同时,国外发达国家的相机已逐渐进入国内市场。

王文鉴敏锐地觉察到行业市场将发生重大变化。为防止不测,1988年下半年,王文鉴及时做出了应对策略:“由单一的国内市场转变为国内和国外市场同时并举;由单一的元部件加工转变为元部件加工和整机生产同时并举”。

1996年,“舜宇”进军扫描镜头领域。王文鉴从公司外部引进了光学专业设计人才,组建了公司技术研发部,全力着手扫描镜头的设计攻关,公司也从此改写了没有专业设计的历史。而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一次看似寻常的业务扩展,却在紧接而来的金融风暴中拯救了“舜宇”。

1997年底,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几个月前人们还在惊叹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瞬间陷入困境。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中国的出口企业首当其冲。

“金融危机一来,对我们做出口的企业影响很大。当时的韩国三星光电子是我们的大客户,但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要求降价,还要减少订单。我赶紧召开紧急会议,最后从降低内部管理成本跟寻找新经济点为中心,想办法减小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

幸运的是,在实行了多条应对策略之后,“舜宇”在金融危机时期下依旧能保持增长。而在这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企业自己开发的扫描镜头——这件“人无我有”的创新型产品成为了“舜宇”抗击东南亚金融风暴的压舱石。

这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使王文鉴领悟到:唯有自主创新,才是市场格斗的利剑!

 

“办企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王文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25年来他从不懈怠,从四间老旧厂房起步,缔造了如今市值过千亿的集团公司。

创业以来,他呕心沥血,一心扑在光学事业上,基本是个“零假期”领导。正是因为这种拼搏进取的精神,“舜宇”由一开始依靠浙江大学的技术,到通过产学研的结合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实现了企业发展质的飞跃。“舜宇”也一度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产学研结合的典范”。

“名配角”战略是“舜宇”实现突破性转型的关键一步。

2004年,随着企业发展遭遇瓶颈期,王文鉴意识到要想摆脱被动的发展状态,首先要找准企业定位。在光学产业方面,他放弃与国际企业抗衡,而是采取了为当时美能达、柯达、诺基亚等大佬做“配角”的战略。“配角做得好,照样光彩照人。零部件做得好,一样有很大市场。我们要做主角必不可少的伙伴,而不是附庸。”

2016年,“舜宇”主打的车载光学产品和光学零部件产品雄踞全球第一,手机镜头和智能手机摄像模组产品名列世界第二。华为、联想、索尼等跨国企业纷纷视“舜宇”为“优秀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舜宇”的“名配角”战略经过十余年的坚守,终于将其送上了“黄金配角”的宝座,而“舜宇”自身也在这种战略的影响下实现了腾飞。

 

“舜宇”的传奇还不止于企业的发展历程。

不同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如今如此庞大的企业规模,“舜宇”的领导层中却没有一位家族成员。王文鉴一贯秉持“去家族化”和“共同创造”的观念。25年间,他把近半数的舜宇集团股份分给包括在食堂做饭、扫地员工在内的400多名员工手中,却把本人所持有的股份稀释到了7.2%。“我们企业已经创造了几十个亿万富翁和几百个千万富翁”,许多人听到“舜宇”高层的介绍,颇有种“生不逢企”的艳羡感。从企业创立之初,王文鉴就奉行“钱聚人散、钱散人聚”的共享智慧,他不光是这么想的,还正是这么做的。

1992年,因为杰出的贡献,当地政府奖励给王文鉴一块金牌,结果他却让人把金牌打成了41枚戒指,自己留下一枚,其余40枚戒指全部分送给了公司中层以上干部。王文鉴的理念是“让持续为‘舜宇’做出贡献的人主宰公司”,通过公平合理的股份奖励制度,“引得进、留得住”人才,在员工中激发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据统计,在公司引进的人才中,配股最高的个人股比达到4.02%,这不仅体现出王文鉴独到的眼光,更让众人为他宏厚的气度所折服。

很多人担心企业股权分散会导致持股者产生懈怠的工作态度,但王文鉴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担忧。由于股权的激励作用,“舜宇”引进的大批“空降兵”平稳“着陆”,并具有强烈的主人翁感、责任感和归属感,这为企业上规模、上水平,快步迈向国际市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得益于优秀人才的集聚效应,“舜宇”的综合实力日益壮大,在技术和创新的路上渐行渐远,同时也迅速融入了跨国公司的生产链和供应链。短短几年的时间,便将市场延伸到世界各地,成为同行部门争相学习的榜样。

宁波余姚曾经诞生明朝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对宁波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阳明讲究“知行合一”,立德、立言于一身,同是“王”姓后代,同是余姚人,王文鉴的一生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

“我做生意最不能容忍的是不讲信用。说归说,做归做,表里不一,是不会长久的。”几十年来,王文鉴带领企业高层,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坚持以人为本的制度改革创新,从而带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拓出一个面向全球的广阔市场。而“舜宇”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同样因为它遵循“知行合一”的理念,明确目标,坚守主业,专注于擅长领域的提高和创新,最终促使企业良性循环和稳定健康地发展。

“资本在市场中表现出来的冲动性、盲目性乃至冒险和疯狂,更多的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在起作用!人性的贪婪直接导致资本的冒险和疯狂,扰乱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害了投资者自己。”王文鉴在面对各种“高回报”的投资项目时,总是异常谨慎。

 

“‘舜宇’的企业文化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科学、务实、高效。这一文化体现在企业发展上,靠的是战略驱动,而不是投机驱动。”改革开放至今,市场经济空前活跃,王文鉴面对的新经济的诱惑也比从前多得多。王文鉴说拒绝诱惑很艰难,但“舜宇”不光属于自己,也属于全体员工。一旦资金使用不当,就关系到几百个、几千个员工的生计和前途,所以不敢在不熟悉的领域冒险,而他也必须始终都保持一个企业家应有的清醒认识。

王文鉴的道路,是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前行的道路,也荣誉丰硕。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一路走来,他是业界的楷模,也是民族的骄傲。

和改革开放后大多数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一样,6万元贷款、4间破瓦屋是他创业开始的基石,也是他冲破命运束缚的利剑。数十年如一日,对产品质量严苛到极致的追求、对技术创新坚定不移的持续投入、对企业财富和社会价值的辩证理解、对新经济和智能制造的前瞻性布局,打造出中国光学产业的一颗耀眼“明珠”,为宁波经济的改革开放添上了灿烂的一笔。

 

从投身光学领域的那一刻起,“匠心”就将他与我国的光学事业牢牢绑定在了一起。在新时代复杂纷繁的诱惑面前,他又用“知行合一”的企业大家风范为当代民企指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他的精神内涵和经验成果犹如一座丰碑,巍巍屹立在民企改革发展的奔涌波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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