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卡消费、存款理财、房贷按揭、电子支付……金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金融，也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周的泉府、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包括频现影视剧的当铺，都是金融发展的时代印记。

随着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明清时期，钱庄、票庄、银号、票号等金融机构遍布全国，遂“北有票号，南有钱庄”。与号称“白银帝国”的山西票号旗鼓相当的，是彼时的宁波钱庄，它们分居南北、各成体系，是盛极一时的双子星。宁波钱庄的规模与实力，至今都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更因开制度之先河，对后世影响之深远而熠熠生辉。

一

宁波是近代中国钱庄业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明朝，本地就已出现了钱庄。到了清代，随着水运、通商的兴盛，钱庄不仅经营货币兑换、存放款和汇兑等传统业务，还发展出发行银票、钱票等信用手段，在新兴商业的催生下，信贷业务就成了钱庄的主业。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宁波钱庄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独立金融行业。有以兑换货币为主的现兑庄，也有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小同行，兑换庄和小同行遍布全市，不下400余家。以服务批发商和大零售商等高端客户为主的大同行，有近40家左右，这些资金实力雄厚的钱庄绝大部分又都集中在江厦街。

旧时的江厦街，分为三个街段，销售南北百货的糖行街、主打鲜咸渔货的半边街和钱庄林立的钱行街。“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豪气不仅仅是指当时的航运繁忙、商业繁华，更多的是指向江厦街的金融中心地位。从实力上看，如果估算资产规模，当时全国没有一条街积聚了如此多的财富，江厦街是名副其实的“东方华尔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宁波的钱庄也是积小流而成江海，积跬步才至千里。比如，宁波早期的钱庄——北上的“四大恒”，它们从乾嘉之际立足京城，清晚期时成为北京金融业翘楚。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慈禧急召官员商定，由政府借钱一百万两，临时接济“四大恒”钱庄，因为它们“一旦停业，关系京都四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可见其举足轻重的砥柱地位。

鸦片战争期间，宁波钱庄业和典当业被英国人分别索去17万元和8万元作为军费，足见宁波钱业财力之雄厚。开埠之后，宁波城内的三家钱庄还被作为负责收取英商税款的机构，可见宁波钱业已经具备为政府服务的资质和能力。

宁波的钱庄主要以提高利率来吸收储户，又放贷给各行各业，从而形成“钱生钱”的链条，推动商贸和产业的发展。伴随时局跌宕，宁波钱庄也经历了动荡、曲折，但它们凭借团结、合作、诚信和创新，得以乘风破浪，一路前行。

二

太平军占领宁波期间，钱业市场被焚毁，各行各业都因资金周转不灵而几近瘫痪，而且形成了全市性的三角债。后经陈鱼门主持协商，宁波钱庄达成共识，一律以三三折支付，这也算中国最早清理三角债的成功例子，宁波钱业乃至各行各业，得以重整旗鼓再出发。

当然，钱业内不乏竞争、倾轧等现象，特别是在争取优质存款对象、争夺有能力的经营人才等方面。但是，宁波钱庄对外则是抱团共进、口径统一的金融联盟，以市场共享、合作共赢、资源互补的发展密码掌控金融业，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同业公会，其在保证金融安全、促进同业发展、调解争执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金融的本质和金融存在的根基——信用，早早就被宁波的钱庄所认同。宁波的钱庄以诚信为本，尤推崇“重然诺”精神。只要钱庄认定的商号信用良好，在放款时，不拘多寡，都无需抵押或担保。

1916年，袁世凯政府发布“停兑令”要求停兑钞票，引发民众恐慌，而宁波钱庄经营者认为此令信用扫地。“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以诚信和胆略平息了挤兑风波，维持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及至1926年战船街钱业公会会所重建，立碑所记的第一句，就是“大信不约”。

宁波钱庄的发展，无不体现了它们卓识的眼光，和对市场的敏感，以及对机会的把握。如果您去深入了解，定会感慨宁波钱庄关于“现水”“规元”“同行拆借”“空盘市场”等一系列金融工具、制度的创造发明，也会认同“多单码头”“信用码头”“过账码头”等美誉。在此，单说宁波钱庄的最大创新——过账制度。

三

据《鄞县通志》记载：“市场交易外埠皆用银钱，惟宁波凭计簿，日记其出入之数，夜持账簿向钱肄记录，次日互对，谓之过账。”因为这个制度，宁波钱庄有“过账码头”之雅称。

简单类比现在常用的某宝、某信支付，而过账就是当时的“虚拟支付”，即不直接使用现金，而采用划账的方法交付款项。最初是为应付清中叶宁波的钱荒，后来，这个“系统工程”经过宁波钱庄的不断试错、持续修正，最终得以完善。

过账制度以开户结算与同城票据交换为核心，即钱庄与各行各业以及个人之间都有银钱往来，故而款项结算清算，就可委托钱庄这个“第三方平台”在其账簿上转载收付。

过账制度避免了大额银钱的搬运，安全便捷；又因记载在册防止了债务纠纷。过账制度还盘活了存量，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样的一笔钱可以多次“翻台”：例如甲家要付给乙家货款一百元，通过钱庄过账，乙家把这一百元过账给丙家，丙家又过账给甲家，有时能与十余家相牵连，如此循环流通，其实底码就是这一百元钱。在市场发生恐慌时，过账又可作为一种缓冲手段，在同业之间进行汇划，能应付一时之难。

这一划时代的、伟大的制度变革，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统揽收付的过账制度既提升了钱庄金融枢纽的地位，又将城市中的工商企业都网罗在一个金融体系下，对促进工商业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过账制度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减少了现金的使用量，“不必银洋过手”，用现在的话说，过账制度创造出了信用货币。宁波通过减少本埠流通的现金货币，才有了投资于外地商埠的巨额现金，这部分“多出来的钱”被放到省内的杭温绍，也被放到了省外的沪汉津等地，而以上海为最。“江厦街，钱庄多，放账放到上海港。”光是上海一地贷款额就曾高达两三千万两白银，放款行业更是涉及纺织、面粉、造纸、肥皂等。

四

上海开埠吸引了大批宁波商人，市场旺盛的资本需求正好与宁波钱业强大的资金输出能力相匹配。以钱业中人为主的宁波帮把上海作为事业的主战场，又以钱庄为起点和跳板，将触角伸至工商实业界。

在华洋交错、云谲波诡的商海中，宁波富商深感金融信贷的重要性和行业前景，纷纷合股设立钱庄。宁波帮的重量级人物，几乎都是钱业中人，也把金融业作为重点投资产业。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钱庄迎来了黄金时代。

一方面，过账制度为核心的革新，使宁波钱庄一直保有制度优势，钱庄不断进化和发育，为宁波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营养；另一方面，宁波帮商人的群体性成就又造就了宁波钱庄更为丰厚的金融资源。

随着西方银行业的进入，宁波商帮经营的钱庄敏锐地意识到，商业银行才是钱庄的深化和替代。他们主动以“领头羊”的开放姿态率先向近代化转型，将钱庄、典当等旧式金融业，逐渐向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近代金融业转化。

1897年，由宁波帮人士发起的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随后，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全国先后设立的数百家民族资本商业银行，半数以上的银行与宁波人有关。宁波帮在当时的银行业是绝对的主角，既提供了资本又贡献了人才。宁波帮的华丽转身，奠定了他们在金融业和实业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宁波帮走向世界，又是另一篇故事了。

纵观宁波钱庄的发展历程，似乎是“金融先行”的最好注脚。金融不是简单、被动地适应经济的增长而发展，相反，它的先发优势能极大地推动其他产业的繁荣和进步。过账体系的构建，也从侧面显示了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作为创新的基础，只有制度创新具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才能保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有效进行。

钱庄、票号虽然已是昨夜星辰，但是有关冒险和财富的不老传说却始终回荡。在流光溢彩的和义商圈，潮起潮落的三江岸边，矗立着一座庄严恢宏的“钱业会馆”，这里曾经是宁波金融业最高决策地，往昔的钱庄大佬们曾在此聚会商议，谈笑间便左右了金融市场的走向……她是叱咤风云的宁波钱庄的见证，您不妨走进她、了解她，在实实在在的历史载体中，感受宁波钱业曾经的繁荣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