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关志良因公司战略调整被派往宁波。彼时的宁波虽非一线城市，但天一广场的开业、外贸经济的崛起，让他隐约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潜力。初到宁波的前三年，他坦言曾因文化差异与职业选择陷入迷茫，甚至联系猎头寻找转战上海或广州的机会。然而，2003年非典疫情的爆发，成为他人生轨迹的转折点——宁波相对安全的环境与政府的快速应对，让他体会到“冥冥中的安排”。

随着宁波科技创新的崛起、众多商业综合体的落地，关志良目睹了城市能级的跃升。他逐渐意识到，宁波的机遇不亚于一线城市，且具备独特的“成本优势”与“人情温度”。心态的转变促使他深度融入宁波：从学习宁波话到适应“咸蟹+泥螺”的饮食文化，从外企高管到参与到宁波市职业经理人协会活动，他完成了从“过客”到“家人”的身份蜕变。

关志良的融入过程充满细节，从最初对“宁波三臭”的抗拒，到如今能如数家珍地推荐本地菜馆；从照搬香港管理模板，到学会用“宁波式沟通”协调团队。

他认为，职业经理人应是“全球资源与本地需求的连接者”。例如，一家本土服装企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时，既引入国际供应链管理经验，又保留“红帮裁缝”的传统工艺作为品牌差异化亮点，最终实现海外销售额三年翻番。

关志良将职业精神总结为“三心”：对专业的敬畏心、对团队的责任心、对社会的感恩心。他坚持每天阅读行业报告，定期复盘项目得失；在团队管理中，他推行“透明化决策”，确保每个成员理解战略逻辑。

关志良的职业哲学，既是对个人经历的凝练，也是对职业经理人成长规律的深刻洞察。“随波逐流、观测水流、定标航行”这三个看似诗意的关键词，背后是他从外企精英到本土深耕者的蜕变轨迹，更是宁波民营经济生态的缩影。

关志良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比作“投入江河的水滴”，建议不必过早纠结行业选择，而应先融入环境。他以自身经历为例：初到宁波时，他随大流进入外企，但在工作中逐渐发现宁波民营经济蓬勃却有着缺乏职业经理人的痛点。这种“随波”过程，实则为后续的“逐流”积蓄能量。

“观测水流”是关志良方法论的核心。他强调，职业经理人需像航海者一样，时刻关注市场暗流与风向。在宁波的前三年，他通过走访本地企业、参与行业论坛，敏锐捕捉到两个趋势：一是家族企业转型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激增；二是港口经济与智能制造的融合潜力。这些观察为他后续的跨界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认知积累到临界点，关志良果断“定标航行”。他意识到，宁波家族企业需要既懂制度又懂人情的复合型人才。为此，他主动拓展能力边界：从财务总监到战略规划，再到推动本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融合。例如，他帮助一家传统制造企业引入AI质检系统时，保留“师徒制”传承工艺，既提升效率又维系团队凝聚力。

关志良指出，宁波家族企业注重“人性温度”，职业经理人需在制度刚性与管理柔性间找到平衡点。他提出“先融后改”策略：先通过参与家族活动、解决实际问题建立信任，再逐步推动流程标准化。例如，在企业推行KPI考核时，他同步设立“弹性奖金池”，既保证目标达成，又避免因考核引发矛盾。

面对AI对标准化岗位的冲击，关志良认为职业经理人的价值在于“人性化决策”。他提出两项新能力需求：一是技术跨界，如掌握数据分析工具以精准决策；二是领域跨界，如从制造业转向供应链金融。同时，他强调“柔性领导力”，即通过共情沟通激发团队创造力。

对于宁波的未来，关志良充满信心。他认为，宁波凭借民营经济的活力、开放包容的文化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已成为职业经理人发展的沃土。他建议宁波进一步强化城市品牌传播，完善海外人才配套服务，搭建“人才生态链”，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同时，他看好宁波在海洋经济领域的发展潜力，建议充分利用港口优势，推动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关志良强调，海洋经济需践行绿色理念。他提议推广清洁能源应用；同时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如建立红树林保护区。某港口通过建设“绿色岸电”系统，减少船舶靠港污染，成为行业标杆。

关志良的二十多年宁波工作历程，是职业经理人个人奋斗与城市发展的共鸣。他提出的“随波逐流、观测水流、定标航行”方法论，不仅为后来者提供了行动指南，更揭示了职业经理人的核心价值：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通过持续学习与价值创造，实现个人与城市的共同成长。

今天的宁波，正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全球人才。从关志良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的成功，更是一座城市通过优化人才生态、布局海洋经济，向“全球智造创新之都”迈进的决心。